據報道，安徽省鳳陽縣國稅局兩個下屬分局的分局長落馬后，鳳陽縣國稅局曾專門開具證明，證明兩個人工作表現突出，建議從輕處罰。結果法院最終沒有認定對兩人瀆職的指控。而國稅局開證明的原因，竟然是為了不讓家屬覺得單位沒有人情味。

作證是一種法律義務，刑事訴訟法規(guī)定：“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，都有作證的義務。生理上、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,不能辨別是非、不能正確表達的人,不能作證人。”既然當事人辯護律師出具了律師函，從合法的角度講，鳳陽縣國稅局確有必要開出證明。司法案件中的單位證明，是指以單位名義出具并加蓋單位公章的、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書面材料，具有法律效力，能作為證據使用。只要單位證明在事實上清楚準確，不存在欺騙內容，不存在干預司法的內容，國稅局作為證人方提供當事人有無犯罪、罪輕罪重的證據，是無可指摘的。

然而，國稅局官員明明知道“功不抵罪”的法律常識，卻 “建議從輕處罰”，順從家屬的意思去開具可能影響司法審判的證明，人情是圓滿了，法律尊嚴豈不是零落一地？這充分說明，雖然當下法治建設已經步入快車道，但人情、關系、權力等干擾司法的因素仍舊強勢，少數領導干部法律意識單薄和法治觀念不足的問題同樣不容小覷。

從廉政建設的角度看，國稅局作為上級機關，下級單位出現腐敗窩案，本已在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上構成失職，竟又公然為落馬官員開脫講清，讓人隱隱約約看到了官官相護、包庇枉法的影子。是否存在“利益共同體”。

長期以來，瀆職犯罪發(fā)現難、立案難、查處難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。據統(tǒng)計，2008年到2012年，平均每年查處的貪污賄賂類案件是瀆職侵權類案件的3倍以上。為什么玩忽職守、濫用職權的庸官、太平官得不到及時查處？一些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對查處瀆職犯罪持不支持、不配合態(tài)度，或是找上級或其他部門協(xié)調，或是擺出“維護大局”“愛惜干部”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進行法外說清，阻擾或干預案件查辦。正因為這樣，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，對任何試圖干擾司法機關辦案的行為，都應堅決打擊、依法嚴懲，確保法院、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。

鳳陽縣國稅“開證明求情”事件，對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都是個鏡鑒：對已進入司法程序的具體案件，一切言行都應慎重，要尊重法律，按法律辦事，自覺擺脫干預司法的嫌疑，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。甩下權力、人情、利益的包袱，讓遵紀守法成為一種自覺，讓依法辦事成為一種自然，領導干部才能成為法治建設中勢不可當的推動力量，法治的正能量才能源源不斷釋放出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