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真是湊巧了，一前一后讀到了兩個性侵（性騷擾）案。

　　先是看到一個視頻，是電視臺的一個談話節(jié)目，話題就是性騷擾。蔣方舟說她曾經(jīng)因為遭受性騷擾而報警，但報警之前，她有些猶豫：自己手里沒有證據(jù)，報警有用嗎？報警后她對警察說了自己的矛盾心理。那位警察對她說：找證據(jù)是我們警察的事情！蔣方舟說，警察的回答，讓她很感激，同時也覺得特別踏實。

　　看過這個視頻沒多少時間，又看到錢江晚報——兩個整版，報道了一個性侵案：18歲女孩張婷（化名）一年前差點被性侵，近日，侵害者樓某某因強奸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。后一個版面的標題是“女孩子遇上這種事，要討個公道太難了”，主要寫一年來張婷所遇到的種種阻礙和流言蜚語。網(wǎng)上一些人污蔑攻擊她的言論就不說了，連她的母親也不支持她走法律途徑討公道，要她“算了”；男友與其分手。心理壓力之大，張婷的種種舉動，用她母親的話說是“瘋了”。

　　拿不出“證據(jù)”或證據(jù)不足，是不少被侵害者不報警的主要原因；關注此類事件的社會公眾，也覺得這是一個無法跨越的障礙。所以，當我們聽到警察說：“找證據(jù)是我們的事，”就像搬開了壓在心里的大石頭一樣。

　　除了警察的這句話，中國公安大學教授李玫瑾看待性侵案的一個角度，可能是很多人想不到的。

　　就是在蔣方舟參加的那個談話節(jié)目，李玫瑾說，今天他騷擾或性侵你，很可能之前他已經(jīng)騷擾過其他人，今后也很可能再有侵害行為。在你報警之前，他很可能已經(jīng)在公安部門留有被報警的記錄。所以，被侵害者不要因為自己拿不出證據(jù)而不報警，以為報警沒有用。被侵害人之間一般都沒有聯(lián)系，不會串通好了陷害一個無辜者。李玫瑾說，一個時期內多個報警都指向同一個對象，這個人不可能不成為破案的重大疑點。所以，被侵害者無須擔心自己拿不出證據(jù)，你的報警，就是給警察破案提供線索，多一個人報警，就多一條線索。所以要相信，報警不會沒有用。

　　被侵害者的另一個擔心，或者說害怕，來自侵害方的威脅。張婷就受到侵害者樓某某母親的威脅：“你讓他坐牢，我要你的命”。對這種威脅，也不用害怕，在保護好自己的同時，還是要報警。在樓某某被判刑之前，拱墅區(qū)公安分局就以“威脅他人人身安全 、毆打他人情節(jié)較輕”對其母作出罰款1000元的行政處罰決定。

　　有的侵害者會炫耀自己有“關系”“背景”之類，試圖讓受害者退卻。對此，最好的辦法還是相信法律，走法律途徑。侵害者越是動用“關系”，所留下的違法犯罪的事實就越多。所以，遭受性侵或性騷擾，最好的辦法，也是唯一的辦法：報警。

　　蔣方舟說，受侵害者要報警，需要克服恥辱感。本來，性侵他人才是可恥的行為，而受害者無辜受害，卻要克服恥辱感——天下竟有這樣的道理？但這又是不可回避的事實 。只能說，陳腐的、反人性、反文明的封建傳統(tǒng)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占據(jù)著支配地位，受害者的恥辱感，是這種反文明的輿論強加給受害者的。要抵制、消除這種思想意識，最好的辦法，就是相信法律，堅決抗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