剛剛飛抵北京的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、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，打了趟出租車，想再一次驗證自己關于“放開出租車數(shù)量管控”的提案。因為遭遇早高峰，即使隨行人員用了時下熱門的打車軟件，等了二十分鐘，也沒成功打上車，最后還是坐了黑車（3月4日《新京報》）。

　　《政協(xié)委員李書福遇打車難坐黑車趕赴會場》，看罷這則新聞的標題，這本身不就是一個政協(xié)提案嗎？而作為來參加本次政協(xié)會議的李書福這么做的目的，就是再一次驗證自己關于“放開出租車數(shù)量管控”的提案。代表委員帶著如此認真調查研究的態(tài)度，無疑才會拿出較有說服力的建議或提案。

　　與李書福經歷相似的是盯著“轉基因”的崔永元委員。為了這個提案，崔永元自費到日本、美國進行了4次調查，不管結論如何，起碼經過大量調查，是有其發(fā)言權的。

　　我們從崔永元和李書福的提案“路徑”來看，欣喜地看到了一種老傳統(tǒng)的回歸——“沒有調查就沒有發(fā)言權”。一個提案或建議，從動議到最終在兩會上提交，肯定不是“寫寫畫畫”，而是要經過深入而又廣泛的調查方可成型，正所謂“紙上得來終覺淺，絕知此事要躬行”。也正是建立在艱苦的調查研究，甚至是自費調查取證之上，也才使得類似的提案或建議不僅來之不易，而且有分量，更加值得關注。

　　以前每次兩會上都會出現(xiàn)一些所謂“雷語”，其實大多數(shù)是“紙上文章”，甚至之前根本沒有進行必要的調查，或是道聽途說，或是閉門造車，或是馬虎了事，或是被動應付，最終才導致了一些委員或代表無話可說或無話找話，也才使得他們要不成了兩會的“旁聽生”，要不就是瞎說一通，既浪費了極其寶貴的建言獻策的良機，又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常的討論。

　　所以，我們要重新提倡“沒有調查就沒有發(fā)言權”，不僅代表委員自身要自覺遵從這個規(guī)律，而且作為兩會的組織者也該對代表委員的建議或提案作出類似的規(guī)范，即要求代表委員提供充分的調查依據(jù)，何況這樣的要求本身就是作為代表委員自身最為基本的履職條件，一個輕視搞調查研究的代表委員，公眾還怎么指望其提出什么好的建議和提案？而當夸夸其談、不著邊際的兩會發(fā)言一旦出現(xiàn)，我們則希望會議的組織者果斷說“不”，不要再讓那些沒有調查的代表委員搶占了兩會寶貴的“發(fā)言權”。 （江蘇 周稀銀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