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克強總理上任后的首個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昨日全文公布。盡管人們希望《政府工作報告》多談具體的改革舉措，少談數字，但會內會外、國內國外，對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最在意的仍然是中國經濟年度增長數字。不管人們私下對GDP的成見有多深，可在決定經濟政策之前，與中國經濟互融互補的各國決策者和全球市場人士，必須緊盯這一數字管窺和研判中國經濟的年度走勢。

不出所料，今年經濟增幅繼續(xù)維持7.5%的預期。與去年不同的是，去年7.5%被市場人士普遍理解為“增長底線”，去年實際增長7.7%更讓人相信“增長底線”的確存在。今年的7.5%在人們不經意間拖了“左右”這一尾巴。所謂“7.5%左右”指既可以高于7.5%，也可以低于7.5%。結合“十二五”前兩年的調控實踐和調控實效，大體上看，今年經濟增幅包括“十二五”后兩年的經濟增幅，只要能大體確保在7%到8%的區(qū)間內浮動，其相對應的中國經濟運行就是大體健康的。

去年初夏起，李克強在多個場合提出過經濟增長的“合理區(qū)間論”，被輿論視為“克強經濟學”經濟調控的新思維之一。昨天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首次把“保持經濟運行處在合理區(qū)間”作為今年宏觀調控的主要政策框架加以明確。在相對抽象的“合理區(qū)間”內植入“7.5%左右”的新提法，所謂“合理區(qū)間論”就成了具體的宏觀調控的方法論。通俗講，只要季度經濟實際增幅在7.5%以上，今年經濟工作的重點就該適當犧牲數量換質量，以較大甚至更大力度來力促產業(yè)升級、結構調整。反之，倘若季度經濟實際增幅觸及乃至跌破7%的底線，穩(wěn)增長和保就業(yè)就得走向前臺，而結構調整尤其是淘汰落后產能則當暫時為前者讓路。

同理，今年物價調控也將以“合理區(qū)間論”作為調控方法論。當CPI季度增速過快時，多項資源價改力度就會有所減小，節(jié)奏也可適當放緩，反之亦然。之所以把“合理區(qū)間論”寫入今年《政府工作報告》，作為宏觀調控的創(chuàng)新方式，在于去年全年所呈現的季度經濟波動，已為檢驗極具靈活實用性的“合理區(qū)間論”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實證舞臺。今年的進一步嘗試將有助于中國經濟的季度運行曲線更加順滑，具有更大彈性調控空間。

相對于宏觀調控方式的創(chuàng)新與嘗試，至少在當下，市場和業(yè)界人士對中國經濟今年的穩(wěn)健增長似乎沒有《政府工作報告》那般篤定和坦然。其一，今年元月經濟數據不夠光鮮，2月份經濟數據雖有待公布，但欠好看的結論已可提前作出。此外，今年前兩個月制造業(yè)和服務業(yè)的采購指數也不樂觀。其二，從馬年新春始，搶在中國“兩會”行將召開前，諸多西方財經和政經媒體，部分美歐投行和經濟預測機構，抓住兩大經理人采購指數和信貸增長指標紛紛下行大做文章，聯手掀起了多個波次的“唱衰中國論”，其持續(xù)時間之長和力度之大為新世紀以來所罕見。如是內外因素疊加，對今年經濟運行態(tài)勢抱有疑慮和擔憂者并非個別。

實際上，主觀疑慮和擔憂可借助客觀分析加以排解。海外一些分析人士每逢中國辦大事（譬如開“兩會”）就唱衰中國，不說也罷，國內前兩個月經濟活躍度走低，主要是春節(jié)因素而非衰退因素。蛇年大年三十是元月底，從元月中旬起，大量民營企業(yè)已開始放假，經濟活動節(jié)奏大幅放緩。馬年春節(jié)假期放到2月6日，但多數民企過完元宵（14日）才正式開工，而2月份卻只有28天。如此一來，今年春節(jié)實際耽誤生產長達兩個月。明白了這個道理，如采購指數、信貸需求下降、用電量下滑等所謂“衰退”證據，不值得我們過于擔心。

今年中國經濟的內生動力有三，一是城鎮(zhèn)化，二是國資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，三是一系列開放市場舉措釋放改革紅利。由于中國經濟基礎盤面已經超大，按去年GDP總量及7.5%的增幅測算，今年中國經濟新增總量將超過1萬億美元，它相當于中國每2.8個月制造一個新加坡，每9個月制造一個印尼，21個月制造一個俄羅斯，25個月制造一個英國。由是，真正值得我們計較的不是經濟增幅是7.0%還是7.5%，而是調結構、促轉型的力度和進度。

魯寧（上海 學者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