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 觀察家·代表委員議政錄

給出庭被告人貼上了“犯罪化標簽”，是有罪推定理念的外在表現(xiàn)，與“尊重和保障人權”的原則相違背。

十八屆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提出“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”，2012年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明確將“尊重和保障人權”作為基本原則。結合當前刑事審判工作實踐，建議去除出庭被告人的“犯罪化標簽”。

在司法實踐中，大多數被告人在庭審中穿著印有看守所名稱、編號的“號服”；一些男性被告人被剃光頭；大多數被告人戴著手銬進入法庭，除了一審被判處死刑以及具有嚴重人身危險性的被告人以外，還有不少被告人戴著腳鐐出庭受審；在庭審中讓被告人坐在“低柵欄”中受審。這些做法就像是給出庭被告人貼上了“犯罪化標簽”，是有罪推定理念的外在表現(xiàn)，與“尊重和保障人權”的原則相違背，應當予以去除。

首先，強令在押犯罪嫌疑人剃光頭是違法的。1992年11月4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下發(fā)《關于依法文明管理看守所在押人犯的通知》，規(guī)定“除本人要求外，禁止給在押人犯剃光頭”。讓出庭被告人穿“號服”也沒有法律和政策依據。至于戒具，法律規(guī)定，對在押犯罪嫌疑人和出庭被告人，不戴戒具是一般原則，加戴戒具是例外情形。但實踐當中，擅自擴大加戴戒具適用對象范圍的現(xiàn)象比較常見。讓被告人坐在“低柵欄”里受審，雖然依據1997年1月31日中央政法委員會下發(fā)的《關于實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幾個問題的通知》，但這一規(guī)定已經明顯滯后于我國刑事司法理念、原則、制度的發(fā)展。

出庭被告人被貼上“犯罪化標簽”存在明顯弊端：一是不符合無罪推定的刑事司法理念和原則。穿“號服”、戴戒具，實質上已經把他作為有罪的人對待了；二是不符合“尊重和保障人權”原則；三是不利于保障被告人訴訟地位和訴訟權利。被貼上“犯罪化標簽”后，被告人處于一種被壓抑、受審訊的狀態(tài)，這不僅影響其辯護權的行使，而且加重了控辯結構的失衡。

去除庭審被告人的“犯罪化標簽”涉及各政法單位，當前，應當重點對以下法律、規(guī)章或政策予以修改調整：

第一，建議中央政法委牽頭，聯(lián)合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檢察院、公安部，共同就去除出庭被告人“犯罪化標簽”問題開展專項調研，聯(lián)合下發(fā)規(guī)范性意見，明確規(guī)定禁止強令“剃光頭”、“穿號服”、違法“加戴戒具”等問題。

第二，建議中央政法委牽頭，廢止1997年1月31日下發(fā)的《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實施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幾個問題的通知》中“被告人席設于審判臺正面，采用低柵欄”的規(guī)定。規(guī)定被告人席使用與其他訴訟參與人同樣的桌椅，并可根據庭審安全的需要為被告人配備紙筆。除了一審被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被告人，或者確有可能發(fā)生行兇、脫逃、自殺、自殘等危險的被告人外，不得采用“低柵欄”。

第三，建議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規(guī)定，在被告人進入審判庭前，一律為其脫去“號服”，除了過于不嚴肅的服裝外，允許其著便裝。在被告人進入審判庭前，一律為其去掉手銬。除因暴力犯罪一審被判處死刑、無期徒刑的被告人，或者確有可能發(fā)生行兇、脫逃、自殺、自殘等危險的被告人外，禁止給被告人戴腳鐐。對未成年被告人一律不得使用任何戒具。

第四，待條件成熟時修改刑事訴訟法，將上述內容納入其中。

□張立勇（全國人大代表、河南省高院院長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