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25日19點，杭州市政府召開新聞發(fā)布會宣布，從26日起開始限牌。根據規(guī)定，自2014年3月26日零時起，在杭州實行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，采取控制總量和“錯峰限行”調整的雙重措施。對杭州市行政區(qū)域內小客車實行增量配額指標管理，增量指標須通過搖號或競價方式取得。大量網民對政府突然宣布限行的行為表示不理解，認為政府多次辟謠又突然宣布，有損公信力。

我國已經快速進入汽車社會，用“車輪上的國度”來形容絕非夸張，由此導致一系列城市病，比如交通擁堵，加劇空氣污染和能源緊張。據稱，治理擁堵和環(huán)境保護的現(xiàn)實需求使得政府使出了限牌這個“殺手锏”。限牌，并非不可，但該不該搞突然襲擊？

面對突然襲擊的質疑，杭州市交通運輸局副局長陸獻德解釋，政府向公眾保密的最大原因是限牌“太過敏感”，總結其他已推“限”城市的經驗，選擇“突然襲擊”的方式更為保險。這番言辭經不起推敲，限牌談不上敏感，即便敏感也沒有理由向公眾保密；至于借鑒其他地方的“經驗”，更是顯得蒼白而無力，其他地方的不是經驗而是教訓，豈不聞其他地方搞突然襲擊而備受輿論質疑？

更耐人尋味的是，政府向民眾保密，而一些汽車銷售門店卻能掌握信息，這是為何？

公共政策面向公眾，必須問計于民，在出臺之前廣泛征求意見。搞突然襲擊，讓人防不勝防，缺乏民意的充分參與，公共政策便失去合理性，即便強硬出臺，也會遭遇民眾冷眼相對。有學者直言，公民的廣泛參與可減少政策上的弊端，進而確保一個更可行及公平的決策，還可以減低執(zhí)行時遇到的困難，有利于政策的有效執(zhí)行。與公眾玩捉迷藏，這樣的公共政策能有多大號召力？讓公眾疲于奔命，圍繞政策起舞，政府部門還能贏得尊重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