現(xiàn)代政治學強調(diào)從見識而非經(jīng)典著作里生產(chǎn)知識。說法治的核心是司法獨立，邏輯上自洽。但司法獨立能催生什么結果？這不能靠思辨書本概念判定。香港政府到上世紀70年代初一直腐敗，卻已有了百年司法獨立制度史。南亞大國都有司法獨立制度，多數(shù)非洲和拉美國家也有，卻并未產(chǎn)生與美歐類似的結果。說當代民主制的核心是競爭型選舉制，邏輯上也自洽，但各地競爭型選舉制的結果大相徑庭。對比較政治學而言，問題不在于民主法治制度之“應然”，而在于通過實證比較說明為什么政治體制相似，結果迥異？

“民主法治轉型”幾乎成垃圾話題

冷戰(zhàn)后興起了“制度主義”或“制度決定論”潮流。什么是制度？制度亦稱“上層建筑”，指的是重要的法律規(guī)定和政府機構設置。

唯心史觀認為，政治體制是由聰明人“頂層設計”出來的，而且這種“設計”出的制度塑造人類生產(chǎn)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歷史。如此，乾隆時期幾個聰明美國人制定的《美國憲法》決定了美國的命運乃至人類的未來。

唯物史觀認為，制度是由生產(chǎn)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歷史塑造的。不是制度塑造歷史，而是歷史塑造制度。穩(wěn)定的制度是生產(chǎn)和生活方式變遷“水到渠成”的結果。儒生王莽靠書本概念和價值觀念治國，搞得天下大亂、民不聊生，是歷史的笑柄。

書生制定“好法規(guī)”易如反掌，但政治家推出執(zhí)行不了的法規(guī)會被百姓稱為“腦袋被驢踢了”，喪失治理的威望。若硬要“闖關”則會激發(fā)“民變”。

制度決定論并非西學精髓，但冷戰(zhàn)后掀起這個思想狂潮亦非偶然，既體現(xiàn)西方學者和政治家的文明優(yōu)越感，又是對欠發(fā)達國家的宣傳策略和政治策略。

因為西方學界和政界不遺余力地鼓吹“制度決定論”，并鼓吹“先進”制度即“民主法治”。非西方國家的病癥都被診斷為“專制和人治”，并開出同樣的藥方——向“民主法治”的“轉型”。這種“轉型”成了近20年來欠發(fā)達國家政治學界幾乎唯一的話題——垃圾話題，研究制度運作的社會基礎反而成了冷門。

郡縣、科舉、共和都是中華體制之重。但秦立郡縣、隋開科舉、民國創(chuàng)共和，分別僅14、37、38年就亡了。治國更靠睿智的大政方針、出色的政治路線、嚴謹?shù)慕M織路線、明確的思想路線。立個“全面制度”解決不了主要矛盾。主要矛盾被解決了，解決矛盾的辦法就“水到渠成”成為制度。世上沒有一勞永逸決定國家命運的制度。能解決“主要矛盾”的大政方針和三大路線決定國家命運。美國也不例外，否則立憲80余年后不會發(fā)生血腥的大內(nèi)戰(zhàn)。

而今，“政治體制”概念變得十分神秘，無所不能。而政治體制又僅分成“民主法治”和“專制人治”兩種。如此反智，政治學可以休矣。

最大化的民治就是無政府狀態(tài)

政府是以壟斷稅收和暴力為基礎治理社會的機構，恒定是少數(shù)人管理多數(shù)人的機構。人民選舉極少數(shù)“做主”的人執(zhí)掌治權是“代議制”。代議與“人民之治”的“民主”或“民治”相距甚遠。

每個公民隨身帶個投票器，就所有大小問題隨時隨地進行全民公決，就是“民治”。比如全民公決是否該攻打臺灣，決策錯了全民負責。但全民負責等于誰都不負責。最大化的民治就是無政府狀態(tài)。人民的權力與人民的福利不是一回事�，F(xiàn)代政府是“責任政府”，決策權被賦予極少數(shù)人�，F(xiàn)實中最大的民主是大家參與相對于政府治權的“自治”，如全國各地的社區(qū)自治，以平衡政府之治。

競爭型選舉以“多數(shù)決”為核心原則。無論兩黨制還是多黨復選制，都是為了制造理論上的50%加1票，以滿足“合法性”。但2選1的抉擇讓選民感到無趣，參與積極性逐漸下滑，不斷侵蝕多數(shù)決原則。個人票的分量無限趨近于零，根據(jù)自己意愿投自己或自己親朋的票無異是廢票。美國以本地事務公決票捆綁大選選票，媒體還不斷制造選情緊繃的空氣，卻也只有半數(shù)選民參加。

按競選規(guī)則，同意贏下選舉日多數(shù)票的人治國四五年，投“反對票”也等于同意被自己反對的人所“代表”。這是一種地方文化。同意多數(shù)決也是地方文化。眼下就有泰國、烏克蘭、中國臺灣的反對派在死纏爛打，把民選領導人的治權不放眼里。西式地方文化之不“普適”的證據(jù)汗牛充棟。還有的社會原本不分成階級和利益集團，其文化甚至連“利益集團”的正當性都不承認，“利益集團代表”是個壞詞。然而，代表“所有”人的利益不叫“代表”，叫“責任”。

政治制度沒有先進和落后之分

西方思想家對競爭型選舉制的內(nèi)在缺陷了然于胸，所以在邏輯上繞著彎稱之為“最不壞”的制度，或者“雖然不好，但沒有更好”，不直稱“最好”。雙重否定讓缺乏邏輯習慣者感到神秘，暈暈乎乎地感到“神圣”。

政府治理社會的方法并不神秘，其核心是社會利益。世界各地治國的方法可以抽象為四類：第一是以暴力為基礎保障社會整體秩序的利益，即執(zhí)法；第二是代表強大社會集團的利益，即代表性；第三是以意愿、智慧、能力去平衡部分與整體，眼下與將來，變化與現(xiàn)狀的利益，即責任；第四是以某種“正義觀”凝聚各種社會利益于一體，即社會核心價值觀。

所有政府都綜合使用上述四種方法，只因各國面臨的問題不同而有不同的偏重組合，就有了不同“體制”。如此，世上沒什么先進與落后的政治制度之分，更沒有什么“神圣”或“放之四海而皆準”的政治制度。

萬物有興衰，國家也一樣。過去、現(xiàn)在、將來都不會有天然及永恒保障善治的政治制度。貌似相同的政治體制在實際操作上五花八門，都是解決問題的產(chǎn)物。

而今，文化種族歧視變身為制度歧視，民主法治制度已成為世上最大的政治“宗教”。人們談論經(jīng)濟和自然環(huán)境上的“地球村”，談論多樣性的相互依存，卻沒人談論“地球村”里社會和政治多樣性的相互依存。然而，不懂得尊重他國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就不會得到他國的尊重，人類社會就彌漫傲慢與偏見，助長深溝高墻，助燃內(nèi)外沖突與戰(zhàn)火�！�(作者是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，新書《比較政治學理論與方法》)